新春走基层丨人头攒动的热乎劲又回来了——西北县城市场一线观察******

　　新华社兰州1月10日电题:人头攒动的热乎劲又回来了——西北县城消费市场一线观察

　　新华社记者

　　春节临近，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枹罕镇的高新花卉特色产业示范园区里暖如三春，园区内的临夏百益亿农国际鲜花港内，3个6万多平方米全自动智能温室里不同品种的玫瑰花争着盛开。采摘、保鲜、剪切、包装各环节上的几百名女工们忙个不停。

　　地处西北的甘肃省临夏州因光照充足，成为鲜花的优质产地。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各地经济迅速恢复，加上春节临近，对鲜花的需求大增，这个鲜花产业园每天出货20万枝，通过四通八达的物流销往全国各大城市。

　　在百益亿农国际鲜花港玫瑰工厂内，工人正在采摘玫瑰。（新华社记者周梦蝶 摄）

　　临近春节，记者在临夏州、陇南市多县城发现，各地复工复产，消费活力迅速恢复。

　　临夏州百盛商贸有限公司在当地有17家超市，最大的一家营业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位于临夏市中心天元广场。随着人流进入超市，伴着喜庆的新年歌声，随处可见的促销条幅挂满超市的各个货柜，促销手段多种多样，“买200送200”“会员享受双倍积分”“超值低价”……过年的气氛扑面而来。

　　市民在临夏市百盛超市天元广场店购物。（新华社记者马莎摄）

　　“从2022年的12月18日开始，客流量明显回升。”临夏州百盛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莉萍说。

　　天刚擦黑，临夏市的人文景区“八坊十三巷”被彩灯、霓虹灯装扮成了梦幻之境。景区内摩肩接踵，狭窄处需侧身让行，嬉闹声、谈笑声、朋友相遇的寒暄声、叫卖声汇成一片。

　　该景区由临夏枫临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董事高若楠说，景区内200家店铺有177家已经恢复营业，从元旦假期开始，景区开辟了多个夜游区域吸引游客。

　　“景区内人头攒动的热乎劲又回来了。”高若楠说。

　　这是近日临夏市“八坊十三巷”人文景区夜景。（临夏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记者在多个西北县城看到，一些档次较高的饭店和农家乐聚集地在饭点车来人往，名气较大的店甚至需要预订或排队，大小酒店也都恢复了七成入住率。

　　晚上7时左右，陇南市武都区状元楼饭店车位已满，店里一共20桌，有16桌已坐上了客人。饭店负责人田晓燕说，饭店日营业额已由元旦期间的两三千元恢复到了目前的1万元左右，年夜饭也已经订出了18桌。

　　下午3时许，尽管不是饭点，但在陇南市武都区丰正面道连锁店仍可以看到上座率在50%以上。店员正在给几位顾客热情地介绍着菜单上的美食小吃。这里的菜品主要为面食，后厨内锅气蒸腾，五六位师傅正忙前忙后。饭店总负责人李豪一边和熟客打招呼一边介绍说，目前店内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景象，赶上饭点的时候甚至需要排队等待。

　　临夏市速8酒店大什字店不断有顾客进进出出，店长常永吉说，80间客房已有近50间入住，这一数字在元旦期间更高。

　　“复苏的情况好于预期。”常永吉介绍，这段时间，外地来住宿的旅客明显增多，这也是依托周边旅游业、餐饮业等逐步恢复所带来的效果。

　　“目前的经营情况可达到2019年的70%以上。”陇南市金都大酒店的负责人乔玲介绍，一些时段还需排队订房，酒店正摩拳擦掌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

　　临夏州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陕明敏表示，目前正抓住春节消费旺季，开展让利打折刺激居民消费，促进餐饮住宿行业的复商复市。（记者姜伟超、周梦蝶、胡伟杰、马莎、崔嘉琪）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